這個國土面積略小于京津兩市之和的國家，曾被貼滿苦難、戰亂、宗教紛爭的標簽，而現在，雖然訪客們仍然會在耶路撒冷老城嘆惋史跡，但他們顯然更關注這個建國僅60余年的國家令人驚嘆的創新能力。

　　在以色列官方版“創新之旅”中，有三個地點的出現頻率極高：位于海法的以色列理工大學，號稱“創業村”的北部小城約克尼姆，還有將國家造幣廠改造為辦公室的風險投資基金JVP.

　　以色列理工大學被視作創新及創業的孵化地——這有雙重含義，它既是頂尖科技的研發機構，也是青年學習創新及創業技能的地方;

　　約克尼姆是一座每年高新技術出口額高達60億美元的微型城市;

　　至于掌握超過11億美元風險投資基金的JVP，不僅是這個國家最頂尖的風投基金，它的成長史還隱含著以色列政府對于風險投資的態度。

　　當這三個“創業國度”版圖中的重鎮回溯自己與創新結緣的起點，都會將時間的指針推回到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可以說，以色列政府及社會自那時啟動的一系列舉措，直接造就了今日名滿天下的創業國度。

　　而若要做更進一步的探究，則必須回到1948年至上世紀80年代末以色列建國后40年間的歷史現場，去了解這個國家的改革開放歷程——你會發現，“創業國度”并非生而如此，那是一個風險重重的轉型故事。

　　新移民到來

　　1991年，約克尼姆的市長西蒙·艾爾法西，正急于說服來自蘇聯的專業人才定居在自己治下那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城。

　　從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維夫一路向北，沿著地中海岸行車一個多小時，然后向東轉入內陸，約克尼姆就坐落在一處高速公路貫穿的狹窄山谷里。

　　艾爾法西曾是印刷廠廠長，在1989年當選為約克尼姆市長，開始了他一直延續至今的漫長任期。

　　1980年代末的約克尼姆只有5000名居民，90%就職于當地的兩家國營企業——兵工廠和面條廠。那時的城市發展計劃是，到2010年使當地人口達到1萬人。“那太慢了，我覺得應該用2年達到這個目標。”艾爾法西市長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

　　對于當時以農業為主的以色列而言，勞動力是國家發展的關鍵動力，但卻極度缺乏。

　　那時，盡管起于70年代的經濟危機自1985年漸趨好轉，但高失業率和曾經高達400%的通脹率，仍然讓歐洲猶太移民對前往以色列心存顧忌。約克尼姆的失業率有30%，因為兵工廠和面條廠早已陷入困頓。

　　1991年12月25日夜，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緩緩降下，蘇聯宣告解體。其后，居住在蘇聯的猶太人蜂擁而出。

　　20世紀的最后10年間，共有80萬名原蘇聯人遷入以色列，總量相當于以色列1990年代末人口數量的五分之一。第一批數量為50萬的移民進入以色列只用了3年。

　　今天，每10個以色列人中有9個是移民或移民后裔。正如曾為以色列前總理埃胡德·巴拉克做過顧問的吉第·格林斯坦所言：“移民是不排斥重新開始的，準確地說，他們是愛好冒險的人，一個移民國家就是一個企業家的國家。”

　　盡管勞動力遷入對于以色列的重要性始終如一，但在上世紀90年代初到來的以工程師、醫生等專業人才為主的移民，卻幫助這個國家實現了關鍵的“跳跳蛙”式發展——在一國歷史中，經濟增長期常見，而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人均財富差距的“跳跳蛙”式發展卻并不常見，只有不到10%的國家經歷過這種改變命運的跳躍。

　　事實上，盡管在宗教傳統中以色列是猶太民族不可撼動的“應許之地”，但那時的以色列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并非移民的最佳選擇。

　　建國之后的以色列，國有經濟占絕對控制地位，戰爭拖延了改革，經濟危機在被推遲的同時亦被加劇。上世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以色列遭遇超級通貨膨脹，電話卡因為保值而被囤積，生活用品搶購風潮也在所難免。

　　直到90年代初，以色列的機場小而破舊，整個國家沒有一條主要的公路可以當做真正的高速公路來使用，電視信號糟糕，全國只有一家歸政府所有的希伯來語電視臺，私人想安裝電話需要經過漫長的等待。1990年，以色列還沒有一家連鎖咖啡館，也沒有一家酒吧，第一家麥當勞是1993年開業的——在那之前，北京和莫斯科的麥當勞早已人滿為患。

　　為了留住這些高素質勞動力，以色列政府以南部地區為主，設立了很多中心來幫助原蘇聯移民。地處北部的約克尼姆并不在其中。艾爾法西市長自己跑去移民中心，說動了第一批50個處境窘迫的新移民家庭到約克尼姆了解情況。

　　盡管提供免費住房，但最終，只有4個來自阿塞拜疆首府巴庫的家庭決定留下來。這讓艾爾法西市長略有挫折感，但他鼓勵自己：“總算是開了個頭。”

　　到1993年，約克尼姆的人口數量已經超過1萬人，其中一半是移民。艾爾法西市長的想法是，這些擁有技術和專業知識的移民不應該做簡單的工作，要幫助他們學習希伯萊語，更要幫助他們創造能發揮才干的機會。

　　改革創新來自社會精英的共識。1992年底，一項后來被稱為以色列創新之始的項目被提出，即YOZMA計劃——希伯來語“首創”之意。

　　在那之前，以色列在國家力量的推動下——原因之一是推進軍工進步——用大約20年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并建立了高科技研發體系。而在80年代后期，改革使曾經占主導地位的國有經濟大大削弱，工程師們紛紛開創自己的創新型企業。

　　同時，由于改革尚未解決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投融資問題，創新企業的資金需求幾乎無法得到滿足。

　　被稱為“以色列風投之父”的伊格爾·艾立赫向政府申請建立政府創業引導基金，即YOZMA.

　　他后來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大批原蘇聯移民來到以色列，這些人無論是受教育程度還是知識結構都很不錯，但融入以色列還需要一個過程，因此引導這些人進行創業成為政府的一項選擇，這就形成了一個對風投機構有強烈需求的市場。

　　以色列政府向YOZMA 投入1億美元，并借此引導海外資本投入。這個劃時代的計劃分為兩部分：用2000萬美元直接投資起步型創新企業;用8000萬美元與國際機構成立了10家子基金，最終達到2.1億美元規模。

　　“JVP就是其中之一，到今天這10家基金尚存兩家。”JVP副總裁寇比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創業需要什么

　　在1992年前的以色列，風險投資是一個罕見的詞匯。

　　2011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現任以色列理工大學副校長丹·謝赫特曼，在1986年開設了創業課程——科學家做商學院的事，這在當時爭議不小。

　　猶太人長于營商，但以色列建國后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私營經濟一度幾乎無從發展。

　　丹·謝赫特曼向本刊記者回憶說，雖然在1980年代末失業問題嚴峻，大學生們非常關注創業話題，“但是沒有人教這種課，一些教授認為大學沒必要教這些。”

　　他向以色列最知名的企業家們發出邀請，最終只請到一位風險投資家，第二年如此，第三年亦如此。

　　不過，至今30年，丹·謝赫特曼的創業課程從未中斷，而以色列幾乎所有重要的企業家都登上過他開創的講壇。

　　“創新和創業不同，創業是把發明轉化為商品。”丹·謝赫特曼說，對于創業能否教授，爭論始終存在，“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天賦，有人認為可以后天習得。”

　　在他看來，雖然創業的成功率一般而言只有5%，而且難以預測和控制，“但是嘗試越多，成功的機會就越多，經驗總是越多越好，從而避免愚蠢的錯誤。”

　　在丹·謝赫特曼創立的課程中，第一個主題是“一個創意從產生到進入市場究竟意味著什么”，第二個主題則是培養競爭的技能。“很少有人是天生的企業家，他們需要了解運行一個生意都包括什么，比如金融、市場、法律等等，他們需要訓練。”

　　不過，剛剛來到以色列的移民所需要的，遠比創業課程更多。

　　“他們需要房子，我們一共拿出220套房子，裝修后免費提供給他們，后來還想盡辦法給他們提供了100%的購房貸款。”艾爾法西市長說。

　　當時，許多以色列城市都拿出舉措吸引移民。但在不少地方，從原蘇聯來的工程師、科學家、企業管理者們因為語言不通，不得不像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那樣從事低端勞動，比如打掃衛生。

　　根據1989年到1993年的統計，原蘇聯移民中70%以上是各類專業人員。

　　“他們很聰明、有知識，必須讓他們找到適合的工作，發揮所長。”艾爾法西市長說。而這正是約克尼姆迅速變身為“創新村”的關鍵。

　　移民開始開辦公司，由小到大，再吸其他創新公司到來。同時，艾爾法西市長向中央政府提出減免稅收并獲準。

　　這并不容易。以色列是稅負較高的國家，原因之一是它因特殊處境而需要巨大的國防開支，同時人民福利較高，還需應對國營企業的虧損。

　　直到2014年前后，經過不斷下調，以色列公民所繳稅額仍占收入的31.4%。據經合組織統計，美國是24.5%，加拿大是30.5%，英國32.6%，德國36.1%。

　　2002年《以色列稅收改革法案》獲得通過，這一革命性變革，對“主動性資本(如風險投資、證券交易、直接投資等)收益稅”進行重大調整。到2011年，以色列頒布了“天使法”(Angellaw)，用減稅鼓勵對早期高技術公司的投資。

　　“風險投資的發展不只和錢有關，規則和環境更重要。”寇比說。

　　什么是一個國家最成功的投資

　　不止于減稅，自1990年代初開始，以色列政府對創新和創業讓利頗多。

　　在YOZMA創立初期，政府基金只與國外資本共擔風險，但并不共享利益。投資項目走上正軌之后，政府基金便以接近成本的價格退出，只加上5%-7%的收益。

　　即使交由專業團隊管理，YOZMA的投資成功率也并不算很高，初期僅為10%-20%，但成功案例往往可以獲得接近10倍的收益，這吸引了越來越多資本進入。到了1995年、1996年，海外基金在YOZMA中角色已非常重要。

　　比如近年為了吸引中國資本，以色列政府為那些在以色列投資受挫的中國投資者承擔10%到 15%損失，最高可達1500 萬美元。

　　目前JVP第七期中有5位中國參與者，包括阿里巴巴、奇虎 360 和盛景母基金。

　　“私人投資者和政府投資著眼點不同。一個項目如果失敗了，不一定是技術不行，而技術和人才可以從失敗的項目中轉入其他項目，政府投資看重的正是這些，其目標是創新進步，而風投更看重資金回報。”以色列經濟和工業部首席科學家阿維·哈松告訴本刊記者。

　　在以色列的國家創新體系中，首席科學家辦公室(OCS)無疑是最著名的部分。以色列政府各部門一共設有13個首席科學家辦公室，代表政府幫助企業進行商業研究與開發，從而促進高新技術的發展。

　　以色列貿工部的OCS大約有250名職員，目前運行40個項目。而JVP是與OCS直接合作的少數VC之一，幫助后者運營2個孵化器。

　　OCS共有18家孵化器交由企業競標運營，一個周期為8年，之后會根據業績決定是否繼續。

　　“90年代后期原蘇聯移民的創新公司比較多，政府為此建立了孵化器。”JVP副總裁兼合伙人費歐娜告訴本刊記者，JVP是第一家為OCS運營孵化器的私人投資公司，這種成效顯著的模式激勵政府將更多投資公司引入其中。

　　每年有大約800家創業公司向OCS提出申請，經過嚴格審查，1%的申請者會獲得幾十萬美元投資，其中大部分來自OCS，小部分來自投資公司。JVP并不追求投資項目的數量，對于看準的項目，他們甚至會單方追加投資并放寬投資周期。

　　這讓JVP的成績單很醒目。在其他孵化器中，政府投入1美元可收回4-5美元，而在JVP運營的孵化器，政府每投入1美元可以收回10美元——只要看好某一項目，JVP的投入可能是其他孵化器的10倍。

　　今天的約克尼姆共有4家政府背景的孵化器，每家都有自己的方向，如醫療、高科技等等。“最早的一家是15年前建立的。”艾爾法西市長說。

　　源源不絕來到約克尼姆創業的年輕人，有一些來自丹·謝赫特曼的創業講座。30年間，超過1萬人學習了這門課程，目前這門課用了以色列理工大學最大的教室，“教室有600個座位，但有800名學生想聽課。”丹·謝赫特曼說，應邀授課的人士主要包括三類：從零起步且非常成功的企業家;正在成功路上的年輕企業家;來自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比如政府專利局、律師事務所等。

　　作為以色列最成功的風險投資機構，JVP失敗的投資項目仍然占30%，而其中不乏歷時10年、成長40倍的驚人案例。

　　在2000年，通過出讓股權等方式，政府徹底從YOZMA退出。當時10個子基金的資本已超過40億美元。而風險投資在以色列終于成為重要產業，自2008年起，以色列的人均風險投資額全球排名第一，是美國的2.5倍，歐洲的30倍，中國的80倍。

　　這個人口僅占全球總人口0.2%的國家，貢獻了160余名諾獎得主，科技對GDP的貢獻率高達90%，平均每1844個以色列人中就有一個是創業者，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以色列企業數量超過歐洲企業之和。

　　這是一個國家最成功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