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于1月30日發現首例新冠病例，3月25日開始實施全國封鎖，當時約有519例確診病例和10例死亡病例，但到5月30日部分解除封鎖措施時，確診病例數已超過18萬。此后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確診病例激增，迅速突破100萬。

　　幾個月來印度暴露出衛生基礎設施的糟糕狀況，多年來公共衛生缺乏系統性投資。封鎖的目的是讓印度各地方政府協調醫療資源、加大檢測力度，以更好地了解疫情形勢，更好地照顧需要住院治療的患者。但這一目標仍未實現，一些邦仍在應付不斷增加的病例，現階段很難判斷峰值何時會出現。

　　對不少印度人而言，如此大規模的嚴格封鎖十分艱難，限制了大多數經濟活動，并導致數以百萬計的人失去工作和收入來源，其中大多是日結工資的非正規部門從業者。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封鎖將導致印度近4億非正規部門從業者面臨陷入深度貧困的風險。

　　“新冠疫情極大地影響了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特別是對遠離家鄉工作的農民工打擊巨大。在疫情最初幾個月里，很多農民工開始步行回家，或者尋找其他方式返回村莊，因為他們已經沒有錢，也沒有辦法養活自己和家人。”前述印度市民說。據媒體估計，在第一波疫情中，大約有1000萬印度人返回村莊，其中50萬人是通過步行或騎自行車的方式。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小雪稱，印度人口密度大、公共醫療條件低、經濟壓力大，并且檢測力度不足，如果第二波疫情暴發，后果將非常嚴重。

　　盡管印度的病例數量巨大，但印度官員指出，該國人均死亡病例數相對較低，印度大約每百萬人有19例新冠死亡病例。死亡率較低的部分原因在于印度較年輕的人口結構，在印度，約44%的人口在24歲以下，而55歲以上的人口只有15%。印度衛生部官員Rajesh Bhushan7月早些時候稱，這意味著約75%的印度人口被認為是新冠致死的低風險人群。

　　制造業低迷

　　事實上，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印度經濟增長已十分不穩定，第一季度印度GDP增幅僅為3.1%，為至少20年來最低水平。自2014年開始，莫迪政府試圖通過“供給側”改革推動經濟發展戰略轉型，并修正印度經濟的結構偏向問題。而為遏制疫情而采取的封鎖措施使其經濟改革被迫中斷，國內經濟結構性矛盾進一步凸顯，削弱了經濟復蘇的基礎。IMF在今年6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大幅下調了印度的增長預期。IMF稱，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封鎖和較慢的復蘇之后，預測今年印度經濟將萎縮4.5%，這將是印度經濟40多年來首次出現全年收縮，而今年4月，IMF曾預計印度今年經濟增長1.9%。

　　迫于經濟壓力，印度6月初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部分解除封鎖。盡管經濟活動恢復，但多項經濟數據仍不佳。印度汽車制造商協會(SIAM)7月1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6月份，印度的客運車銷售較去年同期下跌49.59%;印度商業和工業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印度6月進口同比下滑47.59%至211.1億美元，出口同比下滑12.41%至219.1億美元。有分析師指出，印度的進出口自3月以來一直在下降，受中印關系、全球需求萎縮、供應鏈中斷影響，未來幾個季度印度貿易前景將面臨壓力;據英國IHS Markit的調查，6月印度制造業PMI和服務業PMI分別為47.2和33.7，繼第一季度的下跌后逐漸回升，但仍處于較低水平。

　　中誠信國際分析師朱琳琳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指出，近期感染病例激增更突顯了印度經濟短期反彈的脆弱性，工業持續萎縮的同時，城市和農村地區消費下滑，均將使宏觀經濟承壓。按照現階段的狀況，疫情的沖擊對印度經濟的負面影響正在進一步擴大和深化，經濟、財政數據的預測數據都較之前更低。中誠信國際5月12日將印度評級展望由穩定調至負面，并維持其BBBg主權信用級別。接下來，中誠信國際將持續關注印度國內疫情發展、經濟復蘇和債務上行趨勢扭轉的進度，以及印度金融系統的穩定性。

　　“印度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增長’，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并非當前最大的擔憂。”劉小雪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稱，印度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服務業，而零售、旅游、餐飲業遭疫情打擊最重;出口對印度經濟的貢獻度很低，主要靠內需拉動，但貿易萎縮也反映了經濟放緩。但積極的方面是，國際收支和通貨膨脹的因素較為和緩，盡管供需兩端的波動具有不確定性，但國際油價較低、農業豐收有助于印度保持物價平穩，通脹壓力較小;進出口同時下降，其國際收支壓力也較小。

　　在疫情的影響下，印度制造業陷入低迷。印度工商聯合會(Ficci)對印度300多家大中小型制造類企業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今年1-3月制造業的整體產能利用率下降至61.5%。90%的企業預計二季度的產量也不會增加。受訪者認為短期內印度制造業前景黯淡，只有22%的受訪者計劃未來半年增加投資擴大產能。

　　近期中印邊境的沖突也為印度制造業蒙上陰影。印度從國大黨政府提出“再工業化”到莫迪政府提出“印度制造”已有十幾年，但由于私人投資不振、固定資產投資緩慢，制造業始終未能發展起來，占GDP的份額一直徘徊在14%-15%之間，短期內難以解決。中國是從疫情中最早復蘇的國家，也是對外直接投資增長最快的國家。作為世界制造中心，中國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將向外轉移部分產業，因此最有可能向印度投資。“印度將經濟問題政治化，一味抵制中國，是損人不利己的。”

　　中國駐印度大使館新聞發言人嵇蓉參贊稱，截至2019年12月，中國在印累計投資已超80億美元，遠遠超過印度其他幾個陸上接壤國家在印投資額總和。

　　印度央行及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經濟復蘇的政策，如降低政策利率、提升市場流動性;提供約占GDP的1.9%的直接財政支出，和約占GDP的4.9%的間接支出支持中小企業。朱琳琳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總體而言，由于政策空間有限，即使在疫情得以控制的前提下，印度扭轉經濟下行趨勢依然存在一定難度。此外，印度金融系統近年來脆弱性凸顯，金融監管階段性放寬將加大對印度金融系統穩定性的考驗，特別是增加中小私營銀行部門的流動性壓力。

　　印度金融系統較為脆弱，資產質量較弱、貸款損失覆蓋率和資本比率較低，存在長期的結構性問題。一方面，為維護金融系統穩定，占印度銀行系統存款總額近75%的公共部門銀行(PSBs)長期受到政府傾向性的支持，構成了較大的或有負債風險。另一方面，非銀行金融機構(NBFIs)信貸提供占比日益加大的同時，正面臨不斷抬升的流動性壓力。2018年基礎設施租賃和金融服務有限公司(the IL&FS)違約，以及2020年初Yes Bank 倒閉，凸顯了印度非銀行金融機構在依賴短期資金方面的結構脆弱性以及流動性管理上的缺陷。新冠疫情沖擊以來，印度央行不斷出臺政策放寬金融監管力度、為市場注入流動性，中小私營銀行的流動性壓力將進一步抬升。

　　經濟增長放緩也將給財政帶來壓力。IMF預測，今年(2020年4月-2021年3月財年，下同)，印度聯邦政府和各邦的財政赤字總額將達到GDP的12.1%，高于上一財年的7.9%;今年總體債務預計將飆升至GDP的84%，并在明年(2021年4月-2022年3月財年)進一步升至85.7%。朱琳琳表示，印度的長期財政赤字積累了高額的債務負擔，財政實力較弱且對經濟增速變化敏感性較高。2012-2019年印度政府赤字率均值在6.5%左右，政府債務負擔近五年持續高于68%，并呈上升態勢，疫情將沖擊政府中期財政整頓的改革進程，預計2020年財政赤字將大幅攀升至10%以上，債務負擔達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