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學者認為，標普評級所采用的理論已然跟不上世界經濟、尤其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步伐，難以及時、客觀、全面呈現中國經濟發展現狀，更無法指明中國經濟發展趨向。中國可以把標普的部分判斷作為“善意的提醒”，但完全不必削足適履。

　　標普此次給我國降級，主要依據是“長時間強勁信貸增長提高了中國經濟的金融風險”。按這家機構的說法，盡管中國政府近期加大控制企業杠桿水平的力度，有望穩定中期金融風險趨勢，但“我們預計未來兩到三年的信貸增長速度仍不低，會繼續推動金融風險逐步上升”。

　　“從標普給出的理由看，他們主要考慮的是信貸與流動性風險。”北京師范大學國民核算研究院副教授李昕分析，“關注信貸與流動性本身沒問題，但僅僅因為短期指標變化就判斷我國金融系統風險上升、從而調低評級，這值得商榷。”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與政策研究院院長喬寶云認為，與另一家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類似，標普下調我國主權信用評級“并不令人意外”，因為這家機構“所采用的理論已經和中國快速發展的現實脫節”，它也沒有合理評估中國經濟增長的韌性。

　　“這就好比，標普為每個經濟體套上一雙同樣大小款式的鞋子，繼而來審視腳合不合適。”喬寶云說，“但我們完全不必驚慌，更不必削足適履。相反，改革開放近40年的經濟社會發展，應該讓我們有足夠自信泰然處之。”

　　實際上，標普所提到的杠桿率問題，正是我國一段時期以來著力研究處理并已取得一定成效的課題。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2016年末，我國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為166.3%，連續兩個季度環比下降或持平，這是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連續19個季度上升后首次改變;我國信貸/GDP缺口比2016年一季度末降低4.2個百分點，連續3個季度下降，表明潛在債務壓力趨于減輕。

　　“這些評級公司很多情況下是‘后視鏡’。”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紅告訴記者，“問題發生的時候，他們沒有注意到，等到問題正在逐步消化解決中的時候，他們又開始關注了。”

　　分析人士認為，標普作出對中國“降級”的決定，不會對我國的外資吸引力產生太大影響，因為包括就業、企業利潤、工業增加值等各項宏觀數據依然表現較好，更重要的是，我國政府正在持續著力優化營商環境，推出了多項實實在在的政策措施。

　　與此同時，部分專家認為，雖然標普的降級決定“存在誤判”，但該機構指出的一些問題確實可以作為“善意的提醒”，比如深入推進去杠桿，并加強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等。